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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各级机关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

　　让“抛荒地”变“希望田”

　　同心用情奋力书写保耕护粮“机关答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2022年以来，福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倡议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发动全省各级机关自愿认筹认种抛荒农田耕地，以实际行动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保耕护粮的“机关答卷”。省委充分肯定全省机关开展的“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取得的初步成效，要求认真总结宣传经验做法，推动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截止目前，全省各级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认种抛荒地2.89万亩，认筹资金1683.8万元，其中省直机关认筹认种近3000亩。一片片抛荒地在复垦精耕中渐苏醒、复盘活，蝶变为种满水稻、甘薯、马铃薯、玉米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希望田”。

　　站位全局，保耕护粮有力有效

　　粮食安全，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粮食安全问题，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022年4月15日，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求“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中央有号令，省委有部署，机关有行动！机关党建如何更有效融入全省工作大局，在服务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第一方阵”走在前、作表率作用？省直机关工委班子始终在思考、谋划机关党建与全局工作深度融合的结合点和工作抓手。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美好愿景，更是秉承“人民至上”的大国在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时该有的底气。针对农村耕地撂荒问题，去年5月，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及时发出倡议，号召全省机关党组织强化党建引领，广泛发动在职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并率先在霞浦县盐田乡西胜村认筹认种10亩抛荒耕地，以实际行动保障粮食安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很快，一片片杂草丛生的抛荒耕地，迎来了一批批“城里的主人”。活动迅速得到省直单位广泛响应——省直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志愿活动，主动对接单位挂钩联系的县（市、区）或驻村干部，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不同路径，认领“责任田”。省人大机关、省纪委监委、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认筹认种，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以“头雁效应”推动全员积极参与；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林业局、团省委、省妇联、福建日报社等通过开展主题党日、志愿服务、工青妇活动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劳动体验教育，并以出资委托代耕、包干劳作等方式参与粮食生产；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科协等单位分别通过系统带动、主动对接单位挂钩联系的县（市、区）或派出的驻村干部等方式认领抛荒耕地；省市台港澳办与台港澳系统、同胞、企业联合认筹认种“台港澳示范田”，积极探索闽台融合新模式；中央驻闽单位和央企也纷纷加入，福州海关、国网福建电力公司、福建电信、福建联通等履行“国家队”的责任和担当，主动认筹认种抛荒地。省农业农村厅加强政策统筹和把关，大力指导基层复耕复种，开展农业生产。

　　在省直机关带动下，市、县两级机关单位纷纷行动，掀起党员志愿认筹认种热潮。宁德、福州、莆田、南平、三明、漳州、龙岩以及屏南、蕉城、霞浦、晋安、永泰、永安、尤溪、平和、华安、仙游等市、县党委直属机关工委会同组织、农业农村等部门，发动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商会、“两新”组织以及在外乡贤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通过机关单位带动社会各界、机关党员引领家庭成员，凝聚起志愿活动的强大合力。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志愿者在霞浦县西胜村认筹认种抛荒地上挥锄耕作。摄影：邱炜

　　助农惠民，“四下基层”见事见人

　　八闽的盛夏，骄阳似火，却阻挡不了机关党员奔赴“自家田”的热情。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践行“四下基层”，纷纷走出办公室，下到田野中，与农户同劳动、话家常，感受农耕苦乐，宣传扶农惠粮政策，推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帮助农村农民稳收增收，与基层群众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省文旅厅通过党员独自认种、众筹认种、支部结对认种、单位定点认种等多种方式，开展支农助农活动；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开展扶农惠粮政策宣传、助农产品推广消费等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农民稳收增收；省海洋与渔业局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我在渔区有口塘”志愿活动，通过认养虾塘，进行技术指导、渔事劳作，进一步走近农民、了解农村、推动渔业发展。

　　认领乡间“一亩田”，更要深耕一份“责任田”，种下去更要管得好！全省各级机关持续跟进认种后续服务，多措并举，在“长效”“实效”上作文章。宁德市县两级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提供良田挑选、下单付款、售后跟踪等一站式服务，成立“粮耕保姆站”，全力解决耕作难题。同时筛选组建了21支农技服务队，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送技上门”服务。莆田市出台“稳粮发展12条”措施，以财政投入引导撂荒地整治扶持。同时成立由党员担任田长的“红色护田员”服务队，多渠道培育农产品伴手礼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南平市强化政策协同和资金保障，引导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参与撂荒地认筹利用工作，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德化县在党建引领、政策叠加、国企助力上下功夫，打好服务保障“组合拳”；平和县号召党员干部“以当年带头开山种柚的干劲带头开耕种粮”，做到“认种与助农”结合、“开耕与护绿”结合、“引领与聚力”结合。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不断完善“认、种、管”模式，优化个性化定制内容，帮助指导发展优势特色农业。

　　助农惠民，见事更要见人。各级机关在认筹认种中，紧密结合开展“四下基层、福行八闽——尊老爱幼、扶困助残”活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发展、农产品销路、农民就业、乡村治理等农村实际情况，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每到一处，机关党员都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开展慰问和扶助，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中，机关党员与基层群众拉近了距离、密切了感情，进一步树牢党的群众观点，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全省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四下基层’，将认筹认种志愿活动作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实施机关党建‘三提三效’行动的重要抓手，不断健全完善活动机制，帮助农村农民稳收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机关党建“三级联动”在助力乡村振兴、助农惠民中焕发新的生机！”省直机关工委负责同志介绍。

　　“沉睡”的土地被唤醒，农人们不再望“田”兴叹，而是对每寸土地、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省直和宁德市直单位党员在“蕉城良田”认领开耕活动中进行插秧比赛。阮传龙摄。

　　蓄势赋能，振兴乡村稳扎稳打

　　稻谷飘香季，颗粒归仓时。由全省各级机关党员认筹认种的农田已是稻谷金黄、瓜果飘香，万亩抛荒地迎来夏秋好收成！本周初，认筹认种抛荒地上产出的300袋“西胜大米”，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就要分送到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的手中。“机关党员干部到乡间认领抛荒地，提高了村民种地积极性，收成比往年更好了。”霞浦县盐田乡西胜村党支部书记肖风望着丰收景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和霞浦县盐田畲族乡西胜村的丰收情景一样，八闽大地处处呈现喜人丰收景象。“嚓嚓嚓”，沉甸甸的稻穗应声倒下；“嘭嘭嘭”，黄澄澄的谷粒欢快地蹦开。看，田间地头那一个个挥汗如雨、收割打碾的忙碌身影，可不只是勤劳质朴的农民，更有来自全省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看到数月前亲手插下的秧苗已又青又壮，机关党员们喜上眉梢。恰逢水稻拔节长穗期，大家头顶烈日，脚踏黄土，和村民们一起挽袖卷裤，挥镰割草，干劲十足。“因为是自己认种的地，洒下了汗水，所以倍儿有感情！”朴实的话语道出不少人的心声。

　　土地抛荒，是近年来不少农村面临的共同难题。机关党员干部通过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耕耘“汗”卫粮食安全，切实盘活了农村弃耕抛荒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激发了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上杭县上早康村驻村第一书记程清华高兴地说，认领认种不仅盘活了村里的抛荒地，而且村里一年将增加12万元的毛收入。“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在抛荒地复耕和机关干部助农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拓了新的作为空间。

　　新形势下，如何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搭建更多这样的联络桥梁值得深入思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加群众收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不竭源泉。各级机关通过“插秧节”“开镰节”“丰收节”等农耕活动，帮助乡村策划组织开展春耕秋收等农事体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延伸产业链，做优“田间经济”。民宿、摄影、研学、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仅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效促进农旅、文旅融合，也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激活了乡村振兴引擎。

　　健全和落实挂钩帮扶机制，进一步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认筹认种过程中，省直各单位以“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为纽带，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机关部门单位挂钩帮扶、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和驻村第一书记等制度机制要求，立足机关职能，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加大调研指导力度，主动帮助挂钩帮扶单位加强党建、谋划项目、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协助解决乡村振兴、农业生产、项目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落实落细挂钩帮扶任务，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凝聚起更大能量和推动力。

　　省市场监管局党员干部在古田县薛后村体验金秋割稻，感受丰收喜悦。摄影：徐丽玲

　　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如火如荼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

　　针对一些机关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存在的“党性”“党味”不足、内容形式单一、创新不够等情况，省直各单位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资源“三多”的特色和优势，把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志愿活动与加强党员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方式，让机关党员干部在重温红色记忆中接受对党忠诚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强化党性锻炼，切实把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写在田间地头上。活动开展以来，省直机关党组织到“一亩田”所在地农村开展“忠诚在心、岗位奉献”红色记忆主题党日活动300多场次，进一步丰富了机关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活跃了活动形式，又增进了党员教育的实效。

　　机关党建只有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新、活、实”，党的工作才会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才能找准定位、增强活力、发挥作用，才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机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中很多党员发自内心的体会。在认种认领过程中，各级机关党组织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核心职能，把握共产党人“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宗旨和最大政绩，积极探索不同路径，找准机关职能与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结合点。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开展机关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深化“机关+农村”结对共建工作，强化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载体共创、资源共享，带动市、县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为民服务，做到系统带动、上下联动，使直接联系农村群众、服务乡村振兴成为全省机关的共同行动。

　　仓禀实，天下安。“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的火热开展，让干部长才干、群众得实惠、乡村添活力，取得较好效果。机关党员干部表示，通过认领一亩地，躬耕一方田，真切感受到唯有沉到一线察实情，扑下身子真为民，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用心耕好职责所在的“一亩三分地”，才能在时代滚滚的洪流中，砥砺初心，勇毅前行，在“为人民服务”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和更有价值的人生！

　　党旗耀八闽，党徽映初心。八闽大地，田间地头，万亩绿辉映那抹红。阳光下，高扬的党旗分外夺目！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